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协会（日语：ホセ・ヘルバシオ・アルティガス協会 Hose Herubashio Arutigasu Kyōkai；西班牙语：Asociación del José Gervasio Artigas）是活动于临时政府辖区内的社区自卫武装组织，主要活动在东京湾沿岸和横滨市的港区一带。一般简称为阿蒂加斯协会（アルティガス協会 Arutigasu Kyōkai）。
协会由无法满足特科生入伍条件的青少年、各类难民、前维新军脱离者、前军警人员及滞留日本的外国侨民等群体组成，目前维持约五百人的规模。协会接受临时政府的监督与指导，并从政府及海上自卫队获得物资支援。
历史
协会名称取自乌拉圭民族英雄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 1764–1850），19世纪拉普拉塔河流域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以倡导联邦制与保护底层民众权益著称。
据协会内部流传的说法，创始人是一名未能进入特科校、也不愿参加欧利西斯计划的少女。她在港区一处废弃建筑的废墟中偶然发现了一面来自乌拉圭驻日大使馆的阿蒂加斯旗帜，并由此了解到这位南美英雄的事迹与理念。阿蒂加斯的名言“最不幸的人应当最受照顾”（Los más infelices serán los más privilegiados）成为了协会的精神信条。尽管大部分协会成员并不知道阿蒂加斯是谁，但这不影响协会一直使用阿蒂加斯旗帜作为自身的象征。
协会成立于东京围城战结束后不久，约2028年末至2029年初。彼时大量因各种原因被临时政府体制排斥在外的人员在港区一带聚集——无法成为特科生的青少年、旧战区的流离失所者、以及各类无处可去的难民。这批人最初以非正式的互助小组形式维持生存，协会正是在这种自发聚集中逐渐成形。
协会成立初期，创始人及早期成员以志愿者身份主动接触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地方队，协助海自在港区沿岸分发物资，并帮助回收港区内对海自和海上保安厅作业具有价值的设备与货物。这些工作不过是海上自卫队为了应付统合幕僚监部的要求而做的面子工程，但也为协会赢得了与海自建立稳定联络的机会。
随着双方互动的深入，海上自卫队与协会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协会的港区据点将作为海自陆地侦察小队的行动基地，协会为海自提供港区的人员情报与地形信息；作为交换，海上自卫队定期向协会提供补给品与物资援助。协议达成后，协会的实际武装水平与组织化程度均有显著提升。
随着协会的规模与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临时政府于2029年正式承认其民众自警团地位，并要求海上自卫队及航空自卫队各派遣警务官（军事警察）对协会的日常运作进行监督。临时政府对协会与海自之间的非正式协议知情，选择默许而非干预——对于人力严重不足的临时政府而言，一支愿意守规矩的港区武装力量显然符合其治安利益。
成员构成
协会成员背景复杂，大致可分为五类：
- 不适格青少年（因直系血亲消失等原因无法成为特科生者，或拒绝参加欧利西斯计划的适龄者）
- 难民与流民（特别是来自旧战区的无家可归者）
- 前维新军脱离者（因拒绝执行残酷命令而脱离部队、处于双方灰色地带的前12旅团士兵，协会内部非正式地称其为“叛军的叛军”，是协会最精锐的作战力量）
- 前军警人员（以退役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人员为主，是协会军事素质的主要来源，协会亦会推荐符合条件者重新加入海自横须贺方面队）
- 外国侨民（以阿根廷、哥伦比亚、美国、巴西籍人士为主，拉丁美洲裔成员对协会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
主要职能
协会的日常活动以民政服务为主，直接军事行动较少。
在社区安全保障方面，协会负责港区及周边沿海地带的日常治安巡逻与定居点安全维护。处理治安事件时，协会一律采用公民扭送的方式将当事人移交警方，不自行实施任何形式的拘留或处罚。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协会内部成员的违规行为——无论情节轻重，一律移交警视厅处理，无任何例外。
在补给分发与社区服务方面，协会协助临时政府和海上自卫队向港区定居点分发物资配给，承担基础设施修缮与邻里协助等社区工作，是港区居民与政府体系之间重要的民间联络节点。
在协助政府安全部队方面，协会在陆上自卫队或海上自卫队的指挥框架下提供辅助性支援，包括地形与居民情报的提供、平民疏散协助、港区设施警戒等。协会据点作为海自陆地侦察小队的行动基地，是协会与海自合作关系最具体的体现。
组织文化
协会自成立之初便制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其核心原则是：协会的武装力量须在法律框架内运作，任何形式的私刑或法外处罚均在绝对禁止之列。
这一立场并非来自临时政府的外部要求，而是协会内部多元背景成员的共同选择。协会中的拉丁美洲裔成员对武装组织脱离法律约束后的走向有着切身的历史认知——哥伦比亚成员亲历或熟知哥伦比亚数十年内战留下的伤疤，而阿根廷成员了解1976年至1983年“国家重组进程”期间三万名强迫失踪者的命运。前维新军脱离者同样对此深有体会：他们正是因为拒绝执行超出法律和人性底线的命令才离开了维新军。
协会参照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制定了内部交战规则，明确规定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须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协会定期组织内部的人权教育与历史教育活动，由拉丁美洲裔成员担任讲述者，向日本籍成员介绍上述历史。这些讲述的目的不在于控诉，而在于说明一件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事：这就是没有规则会发生的事情。
与各方的关系
协会与临时政府之间维持着相对正式的合作框架。临时政府承认协会的合法地位并提供基本物资保障，协会则承担政府人力无法覆盖的港区治安与民政职能。临时政府对协会复杂的人员构成存有疑虑，因此要求海上自卫队及航空自卫队派遣警务官实施监督——航空自卫队的参与规模有限，主要作为制衡机制的形式存在。协会的存在客观上对联合特科校学生会的权力扩张构成结构性制衡，临时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这一点。
协会与海上自卫队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协会最重要的外部关系。协会据点作为海自陆地侦察小队的行动基地，双方在港区的物资回收、情报共享与治安协作上保持着持续的非正式合作。海自定期向协会提供补给物资，据称甚至包括照月号上的咖喱食谱。这一关系被认为是海上自卫队在陆自主导的临时政府体制外寻求存在感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协会明确接受临时政府的监督管辖，愿意服从陆上自卫队的指挥调度，但不接受联合特科校学生会的管理。这一立场在法理上无可指摘——学生会的管辖权来自《联合学生治理从属条约》，而该条约的约束对象是七所特科学校及其在校学生，与非特科生的民间武装组织无涉。
在那之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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