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的世界

东京围城战（日语：東京包囲戦 ^{Tōkyō Hōi-sen}；英语：Siege of Tokyo）是2027年9月至2028年8月间，新潟维新军对东京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以及东京临时政府组织的防御作战的统称。这场持续约11个月的战役是大忘却后日本列岛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武装冲突，其结果直接影响了此后日本政治格局的走向。

背景

2027年2月，维新军开始对临时政府控制区发动系统性袭扰，双方进入武装冲突状态。初期冲突以群马县一带的小规模遭遇战为主，双方互有胜负。

同年6月，随着维新军攻势逐渐加强，临时政府决定将首批特科生投入前线。然而维新军很快调整战术，针对性地攻击特科生占比较高的防区，并以人海战术强攻临时政府的防线。战线逐渐崩溃，临时政府失去了市郊的大片领土。

与此同时，关越自动车道沿线的防御出现严重漏洞。临时政府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东京都核心区的恢复与守备，群马县北部山区的防线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关越隧道——连接新潟与关东的咽喉要道——未能得到有效防守。

维新军攻势（2027年9月）

闪电战攻势

2027年9月，维新军集中主力沿关越自动车道发动突袭。此次行动与其说是精密策划的闪电战，不如说是一次利用防线真空的机会主义行动——关越隧道方向防线空虚，高速公路路况尚可，临时政府来不及反应。维新军以旅团老兵驾驶卡车和轻型装甲车辆为先导，沿高速公路直接突入关东平原。从前橋至东京都北部边界约100公里，先头部队不足两小时便抵达练马区一带。

等临时政府完成部署时，维新军已出现在东京市区街头。

此时的维新军由两部分组成：

• 以第12旅团残部为核心的正规精锐，保有较为完整的军事编制与训练水准，是此次行动的指挥与战斗核心。其装甲力量以73式装甲车、轻装甲机动车为主，可能配有少量89式步兵战车，不具备主战坦克。
• 以国民义勇队为主体的大规模步兵，是维新军的主要兵力来源，训练水平和纪律性与旅团正规部队存在显著差距。初期士气较高，部分人员出于右翼意识形态自愿参军，另有大量被强征入伍的平民。

临时政府的防御部署

面对维新军的突然出现，临时政府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残酷的决定：主动将战场设定在练马区、板桥区、北区三个区域。放弃在城外建立防线的选项，利用城市建筑的掩护进行防御消耗战，以期在己方熟悉的地形中最大限度地消耗维新军的有生力量。

这个决定意味着三个区的居民、建筑和基础设施将成为战争的直接代价。

在维新军抵达前，临时政府发布了疏散令，要求练马区、板桥区、北区的居民向南撤离。然而预警时间极为有限——有时只有数小时。

疏散过程混乱而不完整。能够撤离的居民大多步行或骑自行车，携带尽可能多的生活物资向经济区和生产区方向转移。老人、病人及部分不愿离开家园的居民未能撤出，在此后长达11个月的战斗中被困于战区。

临时政府在经济区和生产区边缘设立了临时安置点，并维持战区外围的人道主义走廊，允许平民持续撤出。战后，大部分三区居民被安置于生产区，就近参与工厂生产工作。

联合国观察部队

围城战爆发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局势的关注迅速升温。经由临时政府的外交斡旋，联合国安排了一支规模有限的多国部队进驻，该部队名称为联合国援复工作队（英语：United Nations Taskforce for Assistance and Recovery，简称UNTAR），主要由驻日美军残部直接重组而来，另有俄罗斯远东军区部分部队派遣的观察分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

这支部队的实际战斗参与极为有限，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 协助临时政府维持人道主义走廊的安全
• 对双方的作战行为进行观察与记录
• 向国际社会通报战况，为临时政府争取持续援助
• 对特科生制度进行实地观察评估——这是各派遣国政府的共同要求

最后一项职能在当时几乎未引起外界注意，但事后被认为是国际社会正式介入观察日本特科生制度的起点。

巷战阶段（2027年9月-2028年5月）

进入城区后，维新军在闪电战阶段的机动优势彻底丧失。双方均严重缺乏步兵战车以外的重型装备，坦克和火炮几乎不在战斗序列之中。战斗演变为纯粹的步兵对步兵的近距离巷战——逐楼、逐街、逐房间地争夺。维新军73式装甲车和轻型车辆在狭窄的城市街道中机动困难，成为容易被伏击的目标。临时政府方面利用公寓楼的楼道、地铁站的出入口、地下商场的通道构建起纵深防御体系。

埼玉县立朝霞战略防卫高等学校因地处前线，成为特科生系统中伤亡最惨重的学校。大量特科生在围城战期间阵亡或负伤，但这段经历同时也淬炼出一批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幸存者。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重组了警察厅的特殊急袭部队（SAT），以在某些地点执行定点特种作战。重组的SAT由幸存的SAT成员、警视厅机动队与特殊捜査班等各类特警经验者人员组成。陆上自卫队的部分特殊单位亦开始尝试通过特种作战方式改变战局。

战斗的烈度超出双方最初的预估。一部分特科生甚至回忆道：“深夜的休息时间，我甚至可以听到隔墙敌人的呼噜声和交谈声。”

战斗基本只发生在白天和天气较好的时候，在夜晚则几乎没有大规模战斗，因为双方都缺乏夜视装备，黑暗中无法有效战斗。

相较于临时政府，维新军的进攻战术主要体现为大规模步兵强攻。维新军的佯攻战术相对有效，曾多次诱使临时政府方面调动防守兵力，造成局部防线暴露。旅团老兵尚能执行较为规范的步兵战术，但国民义勇队的训练严重不足，无法完成复杂的战术协同，指挥官不得不依赖人员密集的正面强攻来取得战术进展。

这种作战方式在外界眼中呈现为人海战术。然而这并非刻意的战略选择，而是训练水平不足在实战中的直接体现。部分极端情况下出现了不计代价的强攻行为——这往往发生在指挥官已知伤亡将极为惨重、但仍下令强攻的情形中，与意识形态驱动的狂热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缴获武器中的异常发现

围城战期间，临时政府方面在缴获的维新军武器中，除自卫队制式装备外，还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非日本制式武器，包括老旧的M16A1步枪及AK系列步枪。其中部分AK步枪上刻有朝鲜文字铭文，经由情报部门和联合国派遣的俄军人员鉴定，这批AK系列步枪并非产自俄罗斯或前苏联。

这些异常的武器缴获引起了临时政府情报部门的关注。关于这些武器的具体来源及流入渠道，临时政府方面至今未发表官方声明，相关调查结论被列为机密。

学生会的战时行动

围城战期间，联合特科校学生会设立战时执行委员会，统筹特科生部队的物资分配与防御部署协调。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围城战最为激烈的2027年10月，学生会先后完成了对横须贺特战高等学校和川柳侦察高等学校的整合，签署了相关移交条约。

转折（2028年春季-夏季）

补给危机

维新军的后勤补给线从新潟延伸至东京，全长约300公里，途经群马县山区，沿途几乎没有可以就地征用的资源。每一颗子弹、每一袋粮食都需要从新潟运来。在石油限运的大环境下，维新军的运输能力本就捉襟见肘。随着战事持续，前线消耗不断加大，补给压力日益沉重。

2028年春季起，前线的维新军部队开始出现粮食和弹药短缺。国民义勇队的士气急剧下滑。初期的胜利预期早已破灭，被困在陌生的城市废墟中挨饿的士兵，越来越难以找到继续战斗的理由。

小规模的哗变开始出现，随后演变为整支部队集体放下武器向临时政府投降。投降者以国民义勇队成员为主，旅团老兵的建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完整。

海上自卫队的介入

围城战期间，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地方队残部长期处于待命状态。尽管战事日趋紧迫，临时政府始终未正式要求海上自卫队出动参与陆上作战支援。这一沉默在海自内部引发了持续的不满情绪。加上先前横须贺特战高等学校被纳入联合特科校学生会管辖一事，被海自内部视为自身在临时政府安全体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信号，加剧了双方的嫌隙。

2028年春季，在维新军补给线开始松动、但战局尚未明朗的某一时间点，海上自卫队在未获临时政府统合幕僚监部正式授权的情况下，自主决定出动摩耶号导弹护卫舰（DDG-179 Maya）进入东京湾北部，对练马区方向的维新军装甲车辆集结地实施战斧巡航导弹打击。

此次打击摧毁了数量可观的维新军装甲车辆及补给物资，客观上为陆上自卫队第一师团创造了发动局部反击的战机，在战局的转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海上自卫队发言人表示，此次行动是基于战场态势的独立判断，旨在配合陆上部队的整体防御部署，以及支援前线部队的作战行动。

尽管如此，据多方信源，这次打击行动除了支援前线战事之外，也有向临时政府证明自身存在感的政治意图在内。横须贺特战高被纳入学生会管辖一事被认为是海自此次主动出击的背景因素之一。但海上自卫队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官方回复。

陆上自卫队对海自擅自行动一事颇有微词，认为此举破坏了统一的指挥协调原则。然而事后陆自并未正式提出抗议——毕竟打击效果客观上对己方有利，提出抗议在政治上显得说不通。联合特科校学生会则明确表达了不满。学生会方面认为，海自此次行动属于在学生会指挥协调框架外的单方面军事行动，要求临时政府就此作出说明。

临时政府对学生会的要求未予正面回应，仅表示将对相关情况进行内部评估，但至今仍未见任何调查报告。这一插曲成为此后学生会与海上自卫队之间结构性紧张关系的重要节点之一。

维新军撤退（2028年8月）

补给断绝后，前线的维新军部队已无力维持持续作战。2028年8月，维新军指挥部下令全面撤退。撤退过程同样损失惨重。沿着来路撤回的部队在群马县山区遭到土匪的持续袭扰，建制进一步瓦解。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人都选择撤退。部分维新军残兵留在了东京的废墟中。其动机各异：有人出于意识形态坚持，有人则是害怕撤退后会遭到维新政府的处决，有人在漫长的战斗中已与所在地产生了某种无法名状的联结。

这些残兵在旧战区以游击方式继续抵抗，给临时政府的战后恢复工作制造了持续数月的麻烦。另有一批在撤退途中与建制失去联系、或主动脱离维新军的前士兵流入了关东各地的无法地带。据称至少有一个自称为“师团”的编制控制了成田市一带，但具体兵力不明。

战后影响

练马区、板桥区、北区在战斗期间被严重破坏，大部分建筑遭受了程度不等的战斗损伤，地下管网严重受损，未爆弹药散落于废墟之中。战后大部分居民未能返回原居住地，被安置于生产区。截至2029年，旧战区的修复与清理工作仍在持续。由于看守人员严重不足，外部拾荒者频繁潜入搜寻物资，非法交易和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是东京都内治安状况最差的区域之一。目前，该地区外围仍由陆上自卫队和联合国UNTAR部队驻守。

UNTAR在围城战期间对特科生制度进行了持续观察。这批观察记录成为此后国际社会讨论特科生制度合法性与伦理性时最重要的一手资料，也引发了各派遣国政府对特科生制度的内部评估。临时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上述反应始终未予公开回应。

参与围城战的特科生几乎全员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压力，朝霞高等与前线距离最近的特科校伤亡率尤为惨重。围城战期间吸烟饮酒在特科生与平民中大量普及，临时政府于战后将烟酒法定年龄下调至十六周岁。

东京围城战的失败严重削弱了维新政府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国民义勇队在围城战中的大规模损耗和成建制投降，使维新军短期内失去了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

双方随后在群马县和日本中部一带形成拉锯态势，以中小规模冲突为主，大规模战役至今未再发生。